温州大学 院长信箱
王伯敏：忘不了温州的好山好水 2010-12-16 今天的温州大学是由温州师范学院与原温州大学合并组建而成。其办学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33年地方先贤黄溯初先生创办的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校。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，又先后融入了瑞安师范、平阳师范、温州教育学院和温州幼师等。悠久的历史，雄厚的师资，滋润着当年的学府。因而从这里走出了不少名家。 王伯敏先生就是当年温州师范学校的教师之一。 王伯敏，1924年11月14日生于黄岩县长浦茅林村一户雇农家庭，因遭水灾，父母将他卖给了温岭县城的王家。他自幼天资聪慧，6岁入私塾，课余常摆弄家藏书画，11岁作《石夫人图》。后有《松鹰图》首次参加全县画展。20岁后在乐清私立乐成初级中学（乐清中学前身之一）和乐清师范学校任教。 1946年，他考入刘海粟任校长的上海美专西洋画系，毕业后，北上考入由徐悲鸿任校长兼班主任的北平艺专研究班，并拜黄宾虹为师，成为虹庐弟子。1948年秋南归，任温岭师范学校国画、语文教员，并与中共浙南游击队取得联系。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革命工作。温岭解放后，他被任命为温岭县人民政府首任文教局长，岁末赴乐清中学任教，1950年春调温州师范学校任教。1952年调杭州到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执教，直至2005年离休。历任浙江美术学院副教授、教授、美术学博士生导师、杭州画院院长，杭州大学兼职教授、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、中国国家画院顾问等职。中国美协授予他“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”称号。 半个多世纪以来，王伯敏先生一直从事美术史学的研究，著作甚丰。有《中国绘画史》、《中国版画史》、《中国绘画通史》、《中国版画通史》、《中国美术通史》、《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》，及《敦煌壁画山水研究》、《山水画纵横谈》等62种著作出版，有的填补了我国乃至东方美术史研究的空白，有的被国外学者翻译、出版，成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美术史学科研领域的杰出带头人。当他出版《中国绘画史》、《中国绘画通史》、《中国版画通史》等三部美术史著作时，书法泰斗沙孟海称他为“三史罕人”，以示敬意。如今堪称“六史罕人”。另外，他有230多篇论文发表，饮誉海内外。王伯敏曾受到国务院嘉奖，获三个国家级图书奖和几十个省、部级奖项。2009年荣获“国家首届美术终身成就奖”。 采访对象：王伯敏 著名美术史论专家 中国美院教授 博导（简称王） 专栏主持：金辉 本报记者 （简称金） 王伯敏是台州人，但与温州的缘分不浅。坐落在温州大学南校区的校史馆陈列了学校早期办学时的教具、功课表、校办刊物，历任教师的科研成果以及学校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……在展厅我们可以看到王老先生的照片和著作样本，以及当年温州师范学校聘他为教师的证书…… 我对王老先生的温州情缘颇感兴趣，于是来到了杭州西子湖畔他的家中。王家客厅的书架上一溜摆放着他的所有著作，如同书山书海。对着厅门的大墙上，还挂有一幅潘天寿、吴弗之、诸乐三、徐邦达等名家合作的秋花图。王老先生年已耄耋，耳重失聪，他的大儿子王大川特地赶来协助我采访，有时听不明白，我们便采用笔谈。采访中，他还起身去到书房搬出1947年冬至1948年冬《温州日报》的剪报，剪报整理得整齐有条理，其中有他年轻时发表在副刊《新艺》的有关美术创作的评论文章。当时《新艺》由浙南地下党、木刻家张怀江主持，以浙南地下党的说法是党在报纸上找到了一块“阵地”。掸开历史的尘封，老人脸上绽出青春年华的美好回忆。 忘不了温州山水 金：在温州有不少人知道您，特别是美术界，他们对您非常敬佩，有的甚至把您当成温州人。我想，这里有从您的学术著作中得到滋养后的敬仰，也有当年您在温州时与他们结下的友谊。能谈谈当年在温州时的情形吗？ 王：几十年没回温州了，可我忘却不了温州的好山好水。记得我20岁时还在温岭中学读高中，因为国民党政府抽壮丁而辍学，先去天台育青中学平镇分部任教，1944年到乐清的私立乐成初级中学（今乐清中学前身之一），当美术教师。乐中的校长赵烈，人瘦瘦的，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，做起时事报告来慷慨激昂，有声有色。1945年春节，因日寇侵占乐清县城及县西大部分地区，赵校长只身前去虹桥聘请教员，逢日寇突袭虹桥，不幸中弹受伤，躲藏在阴沟里，后被日寇发现，遭刺刀活活刺死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 一年之后，我已转到乐清师范任教，因抗战，学校已经迁到雁荡山，词人夏承焘先生也在那里任教，因此与他有缘相识。记得我与夏先生一起夜游大龙湫，写了一首诗：“好句前人得，风光吾辈同。一帆峰下路，长在月明中。”其中“风光吾辈同”、“长在月明中”为夏先生的联句。我们同登雁荡的百岗尖，那时我会弹琴，他在《天风阁日记》中，还为此记上一笔。 金：您与温州的结缘有两个阶段。在乐清是一个阶段。后来您到温州师范学校任教，那是新中国诞生之后了，是不是这样？ 王：是的。抗战胜利之后，我离开雁荡去了上海、北平求学。1948年7月底，我南返，在温岭师范任教。同时与浙南游击区的党组织联系上，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解放温岭的工作。温岭解放后，我被分配在县政府的文教部门，担任局长。 至于到温州师范学校任教，那是1950年2月的事，从乐清中学调到温州师范，那时温师校址在郑楼，学校设有艺术师范科，国画教师有金作镐，音乐教师有林虹。当时温州师范，就是我们三个艺术教师。我们的活动范围不仅在学校，还常去平阳、瑞安甚至到温州市区参加宣传活动。 那时，我收集了若干首平阳的民歌，也收集了多幅平阳和瑞安的民间剪纸。1952年，我把这些民歌作了整理，写了一篇评价文章，发表在温州报刊上。这些民歌都是反映旧社会老百姓的穷苦生活。其中一首：一顶轿，两人抬，三人开路，四人保镖，九人气喘喘，轿里扇摇摇。 我还记得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温州召开第一次文代会，我算是筹备委员之一，为此事忙了一阵子。这时，温州准备调我到市区，不久华东军管会文化部调我到杭州了，在中央美院华东分院（今中国美院）任教，我才离开温州，在美院任教53年，直至80多岁才离休。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仍想念温州啊！ 忆不完身世悲欢 金：当年温州、台州、丽水同属温州地区管辖，后来才分开的。您的老家黄岩、温岭当年也属温州，所以听起来格外的亲切。 听说您年幼时便创作画作参加温岭县的比赛获奖，崭露头角。当年是怎么喜欢上画画的，一定有故事吧？ 王：我学画学诗都学得早。6岁入私塾，启蒙老师林子谦秀才赐予学名王伯敏，使用至今。此外，我的宗兄王宗莲，也是老秀才，他能诗能画能种花能弹琴，我都跟着学起来。12岁作诗《登石牛岭》：“三月西城外，烟笼岭下川。石牛无介事，日日卧山巅。”那时，还与同学合作了一幅《石夫人图》，受到了校长的嘉奖。后来就有了《松鹰图》首次参加全县画展，并受奖。 那时我的古琴和琵琶弹得不错。夏承焘先生曾经在1945年5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：“过伯敏处，看作画，颇跃然欲学山水自娱。夜在陈适处，听伯敏弹琵琶。”后来琴不弹了，这是我忍痛割爱，目的是把学琴的时间省下来，让给美术史研究。在少年时，学做诗的劲头挺高，天天读唐宋人的诗，小孩记性好，到现在像李白、杜甫及陆放翁的诗，还能背上近百首。 金：您的身世与著名金文大家、华东师大教授戴家祥先生相似，他也因家贫从瑞安卖到瓯海，后来也是用功读书成名成家。听说您还去寻找生母，这个故事肯定是很动人的吧？ 王：我出生于黄岩县长浦茅林村阮家，乳名四豆。是年茅林遭特大水灾，冬天又遇大雪，父母迫于生计，不得已，将出生才几个月的我卖给温岭县城的王家，改乳名为梅儿。“文革”中，养母告诉我，我的出生成份应该是贫雇农，并将我被卖到王家的经过告诉了我。而后我便开始寻母，几经周折，终于在1973年冬找到了生身母亲。那时，老母已经85岁，过去她曾有过一段乞讨的生活。见到生母并与哥哥姐姐团聚时，有悲苦的回忆，也有欢乐的场景。事后我作《长浦吟》内有云：“老母问儿知也未，当年大雪万家饥。”又一首云：“一村喜我团圆日，舞起双狮又滚龙。” 掩不了黄师恩情 金：您是现代杰出国画大师黄宾虹先生的入室弟子，今年是他诞辰145周年。有人说，黄宾虹生前曾有20多位弟子，其中3人最有成就：北京山水画家李可染，大黑山水，得宾翁墨法；南京书法大家林散之，笔走龙蛇，绵里藏针，时人称草圣；第三位便是您老，著作宏富，为当代著名的美术史家。如今您也是耄耋之年，黄宾虹先生对您一生影响最大是吗？ 王：是的。1946年，我离开乐清师范考入上海美专西洋画系，毕业后，考入北平艺专研究班。就在北平读书期间，我拜黄宾虹先生为师。当时一位叫黄震寰的老先生，他帮助我备毛毯、带红蜡烛去拜师的。那是1947年12月18日，先贤有云：“师从不是寻常事”，所以特别牢记。那天，黄先生、师母都说，抗战胜利了，不时兴作揖跪拜了。因此，把红毛毯、红蜡烛放在了一边，没有跪拜，只是磕了磕头。 黄宾师影响了我的一生。他的言传身教使我终生受益。后来他居住在杭州栖霞岭，我时常去请教他，还带上我的《中国画史稿》油印本上门求教，黄先生给了八个字：写史要实，论理要明，成为我研究美术史的箴言。在我的晚年编辑出版了一部十卷本的《黄宾虹全集》。 写不尽洋洋巨作 金：有人把著作出版较多的人，誉为“著作等身”，您老的著作不仅“等身”，着实超过。您出版的62部著作，千余万字，真是洋洋大观啊。不知您的重点放在哪一部？为什么？ 王：我一生的专业是美术史研究，我有7部美术专史出版。自我比较，工夫做得比较踏实一点的是《中国绘画史》，在海内外影响较大的是《中国美术通史》和《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》。 1948年春在北平写的《中国画史稿》，1950年在温州师范，以钢版油印，由黄庆洲先生抄本。该稿15万字，22部，每部5本，这与温州也算一份缘，可惜在“文革”时散佚，至今只存一本。 金：有道是“诗言志”。我早就听说您老作诗有绝活，可用二十四种音节念每一个字，浙江大学中文系为您开设了专题讲座。还出版了《柏闽诗选》。您有言志诗吗？ 王：我非诗人，但喜欢诗。往往于读书、作画、看山到了会心时，诗句便脱口而出。我写过好几首言志诗，1994年当我70岁时，写过《生日自况》：作画著书鬓未斑，煮茶夜坐自安闲。而今犹幸如松健，昨日又登齐鲁山。做诗，有时自遗，1972年，岁月艰难时，我却苦中作乐，吟诗道：“斋中万卷书嫌少，门外千竿不厌多。雨霁钱塘花似锦，更深作画又吟哦。” （此稿在采写中得到林虹先生的帮助，顺致谢意） 相关链接：http://dsb.66wz.com/html/2010-12/16/content_802516.htm